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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发挥基本药物目录指导性作用的同时，要允许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算好医保平衡的大账，重点做好“保基本”，切实为患者减负。李克强强调，要确保基本药物不断供。对用量小等易导致短缺的基本药物，可采取定点生产、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供应。公立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与相关补助资金拨付挂钩。与此同时，要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潘向东表示，修订后的《发行监管问答》，一方面，可以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聚焦主业、理性融资、合理确定融资规模、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防止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财务性投资。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信用风险增加，此次修订有利于缓解企业债务压力，降低企业流动性风险，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从目前的情况看，银行理财预期收益型产品的收益率主要还是与银行间市场短端利率水平直接相关，与资管新规推行的节奏和进度还没有构成十分直接的关系。4． 资产管理机构类型将被逐步淡化？巴曙松：资管新规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同一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不论其发行的金融机构是那种各类型，都不应当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样就避免了监管套利。因此，在资管新规落地之后，只要底层资产、投资策略和产品设计相同或相近，同一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均会体现出相同或相近的“风险-收益”特征，其基本的风险收益机理是一致的，监管要求也应当是一致的，因而也就相应地会受到某一种“风险-收益”偏好类型的投资者的欢迎。
但是，随着刚性兑付逐步被打破，投资者也有一个自我“风险-收益”偏好逐步发现和重新定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部分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将会变得更为健康和理性，多样化的资产管理产品均逐渐会找到适合自身的客户群体。调查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风险分布呈现的是一个“U”型分布，极低的风险偏好和极高的风险偏好呈现两极分布，中间部分占比较低。理论上讲，这个风险分布形式是有待改进的，这既是刚性兑付产生的原因，又是居民与具有刚性兑付特征的资产管理体系长期互动而被扭曲所形成的结果。这种不正常的分布，需要在资管新规逐步推行的过程中，投资者、市场、金融机构、监管层长期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扭转过来，投资者也需要更多的金融常识去增强自身的专业能力。
一季度，内地居民赴港购买保险对香港保险的“贡献”为26.4%，这是继2016年达到40%的高点以来，继2017年、2018年之后，连续第三年呈现下滑。近日来自香港保监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内地居民赴港购买新保单保费为128亿港元，同比增长7.9%，但在香港保险市场占比仍有所下降。
不过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将责任全部推给飞行员并不恰当。前飞行员、佛罗里达理工学院梵文学者马尔木奎斯特（Shem Malmquist）评论，未充分放油导致的超重降落并非致命错误。“超重时降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直这么做。这不是上策，但当你觉得有必要紧急降落时，这样做并不少见。”
